赵构楷书《佛顶光明塔碑》

赵构《佛顶光明塔碑》宋拓纸本 楷书 175.0×86.4cm 绍兴三年（1133）日本宫内厅藏

附录：宋高宗写碑—《佛顶光明塔碑》的由来（作者：陈振濂）

宋高宗传世有珍贵的墨迹，但有意味的是他还留下了一个御碑，在翰墨上颇有书卷气的这位皇帝书家，对书碑如此发生兴趣，自然是很有价值的，至少，要放下皇帝的尊严，要放弃尺牍翰札随手写写的情趣，毕恭毕敬地写那布如算子的碑版书，这对高宗来说是件不轻松的事。

当然御碑书式应与一般碑版相异。《佛顶光明塔碑》上无碑额，或精确地说它无碑额的文字格式，上赫然悬“御书”二字以代之，碑文也不长，引如下:

朕历险阻以来，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坠失殆尽，亦尝求访山林，所得无几。明州广利寺住持僧净昙悉以宸奎阁宝墨来上，卷轴既丰，护持有道，恭览再四，而文藻华茂，如云汉昭回，龙鸾飞翥。又以见仁宗皇帝万几之暇，留心佛乘，而未尝踬迹其间，是所谓达道过量者。岂汉明梁武可同年而语哉?苏轼所记，朕所与也，其僧净昙乞书佛顶光明之塔，又念虚其宸奎，故并以赐之。

在宁波阿育王广利寺，北宋仁宗曾书颂诗十七篇，赠赐当时的环琏禅师。当时特地建宸奎阁以贮之，苏轼书碑。靖康之后，各代御书沦丧殆尽，高宗下诏征求，住持遂献之，又篆“皇恩浩荡”，赐书此碑，并题“佛顶光明”四大字，还赐田一千二百亩。对于阿育王寺而言，此碑实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了。

《佛顶光明塔碑》在书法上也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记录了高宗书法道路的转变痕迹。史称高宗初学黄庭坚书，后因当时刘豫伪齐专人学习黄书以仿高宗笔迹，于是改学王右军书，这自然是个不可靠的传说。而到了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则称他学书有三个阶段:

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最后作孙过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孙字。

那么很清楚，关于高宗初是从黄山谷人手，众口一词不必置疑，而我们看这件《佛顶光明塔碑》，正是的真的黄山谷幅射体风格。此碑书款为“绍兴三年六月”，是年高宗二十七岁，正可称得上是个“初”时。毫无疑问，作为高宗自身书法风格形成的初期作品，《佛顶光明塔碑》的彻头彻尾的山谷书风，正为杨诚斋的叙述提供了一个极有力的实物证据。

高宗不但是个擅书者，而且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书论家。他的《思陵翰墨志》所涉范围遍及史识、欣赏、神采、议论，以及对历来书家和本朝书家的品评，并无故为抑扬褒贬之弊。特别是文中多涉及正书、草书之间互相对比又互相支持的关系，极有辩证眼光。在宋代书论名篇丛出的情况下，它仍然显示出独特的学术光彩来。后人评有云:“高宗不思自强之计，耽心笔札，舍本营末，以书法而论所得颇深。”这话说得很尖锐。作为中兴君王，高宗昏庸懦弱；但作为一个书家，却有为地提携了南宋一代书法风气，这是应当加以客观肯定的。

高宗存世作品不少，除此处所介绍的三件之外，还有《赐梁汝嘉敕》《石经》《毛诗唐风·大雅荡之什》《行书千文》以及《宸翰四诗》《付岳武穆手敕》《洛神赋》《乐毅论》《杜少陵山水障歌》《损斋记卷》《随宜饮酒诗卷》《黄庭经》《龙王敕》《女史箴》《苏武李陵诗》《地黄诗帖》《破邪人正歌册》等，特别是他还以自著《思陵翰墨志》中的九则内容书写成卷子，自著自书，更是弥足珍贵，但这卷东西现已不得见了。 （选自《品味经典——陈振濂谈中国书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