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上虞帖》

唐摹王羲之草书硬黄本。高23.5厘米，横26厘米，共七行，五十八字。体势灵动绰约，丰肌秀骨，远胜右军《如何帖》。此卷为北宋内府旧藏，至今尚何存原装，帖前有宋徽宗赵佶金书签题《晋王羲之上虞帖》，卷有南唐内府 “集贤院御书印”、“内合同印”以及宋内府朱文双龙圆印、“政和”、“宣和”、“御书”葫芦印、“内府图书之印”等。明代曾藏晋王府，后由韩逢禧、梁清标、商载、程定夷递藏。明代詹景凤《东图玄览》、清代安仪周《墨缘汇观》有著录。原迹现藏上海博物馆。有影印本行世。
《上虞帖》凡七行，其文曰：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
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
修龄来经日今在上
虞月未当去重熙旦
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
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
甚令人耿耿

帖中大都是回答来书所问，其中提到三个人，修龄是王导的从弟王廙之子王胡之的字，与王羲之为从兄弟。重熙是郄鉴之子郗昙的字，是王羲之的妻弟，另一个"不知安所在"的安，当然为谢安。当时谢安在临安山中泛海之际，故其时王羲之不知谢安在何处。谢安屡举不起，当时在朝士大夫频有烦言，今又不知其所在，故云"未审时意云何"。
《上虞帖》的发现有一个曲折过程。"文革"期间，抄家物资中书画堆积如山，不知有多少书画在这一劫难中烟飞尘灭。而珍贵的王羲之《上虞帖》（唐代摹本）是经过博物馆一批人的抢救，才免于灰飞烟灭的灾难。1972年的一个普通的日子，在清理抄家书画时，万育仁代表上海博物馆参加书画及工艺品的清理工作。在那些和垃圾存放之一起的工艺品的仓库里，他发现《上虞帖》被当作一般书法扔在一个竹筐里。也许是出于好奇，也许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他打开卷子一看，被其独特的艺术性已经非同寻常的风貌所震惊，于是他把它带回到博物馆，准备请有关专家鉴定。经过一番鉴定，专家确认为其为赝品，又被打入冷宫。
就这样《上虞帖》又默默地在寂寞中沉默了三年。
时隔三年，"文革"临近结束前，万育仁又重提《上虞帖》。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的沈之瑜及书画保管部主任马承源看了，认为是件好东西，但是很难判别其真伪，于是他们又请来了谢稚柳来作鉴定。
于是谢氏做了大量而又细致的工作，把它与唐宋的许多作品作了比较，他可以很肯定《上虞帖》所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他的思绪在历史长河中追本溯源，感到一种难得的喜悦。然而《上虞帖》究竟是什么朝代的摹本？
这个疑团一直困扰着谢稚柳。
正当他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在帖的右上角有南唐的"集贤院御书印"跃入眼眸。下面还有一方印，已经模糊不清。
这一方是什么印呢？
这或许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谢稚柳一时还看不清楚。他把《上虞帖》收了起来，准备第二天再看。对重要的古书画，他总不是看一遍就算了，而是要反复看，一方面是为了欣赏，更为重要的是想看得更仔细些，判断得更准确一些。
晚上，他把帖又展开在床前的桌子上。在灯光上，又看了很长时间。他想起曾看到过一段记载，清末时期，收藏者逃难，把《上虞帖》缝在棉衣里，由北方带到南方，自那以后，就失去了它的信息。现在不知道为何人收藏？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到抄家文物之中。
又过了几天，谢稚柳再研究这件作品的时候，突然想到，这方印章可能就是南唐的"内合同印"，但印痕已经模糊不清了，怎么办呢？幸好这时候有科学技术的帮忙了。博物馆从其他单位特地借来一台射线机，用同位素钴60一照射，奇迹出现了，果然显出"内合同印"和"集贤院御书印"两个印章。这两方印章在宋代被称为金印，而历史记载中有此两个印章的书法作品只有《上虞帖》，这一证据，就基本上确定了《上虞帖》是唐代摹本的说法。后来，经过上海博物馆裱画师的努力，这两个印章又清晰地再现出来了。
而上海博物馆也终于有了王羲之的作品。
每当提起这件事，谁都难忘当初在一堆抄家书画中发现它的万育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