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隶书《孙仲隐墓志》

东汉隶书《孙仲隐墓志》  

山东高密新发现汉《孙仲隐墓志》

作者：于书亭 李储森

公元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山东省高密县文物 管理所李储森等人，于县城西南五十里田庄乡住 王庄村东头场院屋墙上，发现嵌砌一批汉画像石， 与有东汉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纪年的刻石一 块，圭首，高八十八厘米，宽卅四厘米，额无题 字。其文隶书六行，每行九字，文曰：

青州从事，北海高密孙 仲隐，故主簿、督邮、五官 掾、功曹、守长。年卅，以熹 平三年七月十二日被 病卒，其四年二月廿一 日戊午，葬于此。

北海高密，当时属青州刺史部。秦分齐地设 高密县，汉宣帝时更高密国。东汉建武中，封邓 禹为侯邑，改属北海国。

高密孙氏，系殷纣王的叔父比干之后。为当 时高密一带大族，而且显赫于世。《汉安平相孙根 碑》称孙根为“司空公之伯子，乐安太守之兄子，汉 阳太守、侍御史之兄，乘氏令之考·”（据《隶样》卷 第十—所谓司空公者，即孙朗是也。《后汉书·桓 帝纪》载：“水寿三年，太常北海孙朗为司空。”《汉 三公名》又云：“朗，北海高密人。”又据《隶释》卷 第二十七记：“《汉安平相孙君碑》，在高密县西南 五十里。”与《孙仲隐墓志》距高密县城方向、里程 均相一致（按高密县于武德六年（六二三）置，即今 高密县城），是否同属一汉墓群，值得考虑。

据《山东通志》所载和实地调查，《孙仲隐墓 志》出上地点，距汉高密国故城址只有五里，其西 南三里之狼埠岭，为高密国王室家族墓地。据当 地群众说：这里原有大墓十余座，一九五八年整 地时，被平去封土，作为耕地。—九七三午住王 庄村建筑场屋，利用古墓砖石，打开其中一墓，发 现有画像石门，门楣刻有羊头图案，皆浮雕，门 内墓道亦垒砌画像石。此石平置于石门内约一米 半许，圭首对向墓门，石后，置半米余高的绛色 陶马三匹。因乡民惑于迷信，未敢继续挖掘，陶 马亦未敢取出，即将墓封平。仅移出画像石三十 八条及此志，一并作为建屋之用。至一九八四年 三月，始从墙上取下此石，运至高密县文物管理 所保存。

据此石文字内容及出上情况叮以确知此为埋幽墓志，其形制亦与后此的《贾充妻郭槐柩铭》及《刘韬墓志》相同。

关于埋幽墓志之创始，以往冶金石学者，均据史书记载，以为汉末建安十年（公元二O五年), 魏王曹操执政时，禁止厚葬及立碑。西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二七八年)，又诏禁立表。于是把刻石改为埋于地下，而成为墓志。近代地下文物不断出土，其中有“墓记”、“封记”等刻石。如刻于延平元年（公元一O六年）的《贾仲武妻马姜墓记》和署年为延熹六年（公元一六二年）的《*临为父通本作封记》等，此类刻石均在曹操禁碑以前，有人目之为墓志，但亦有人持否定态度。如马子云先生在《碑帖鉴定浅说》中，称前者“虽有墓志萌芽，但非真正墓志，故称为刻石。”后者则列于“新旧伪造各代行刻”表内。叶昌炽《语石》中则说：“汉魏以前墓石，不独今所未见，即欧、赵亦无著录。”

关于墓志之始，在先因无实物可资佐证，故虽众说纷纭，终无定沦。《孙仲隐墓志》的出上，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通汉代墓志了。由此可知，埋幽墓志至少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孙仲隐墓志》，就其内容来看，已具墓志文例，况且又出土于被破坏的墓道门之内，决非墓碑而复埋入土者。比孙仲隐晚六年卒（即光和四年，公元—八一年）的孙根，所立墓碑今虽已佚，但据宋代洪适所录碑文，不仅碑额迳书：“汉安平相孙府君之碑”，碑阳有六百余字之多，而碑阴所镌人名可辨者即有二百四十四人，有的还前冠爵位，则此碑之规模，当不甚小。由此可以推断，在“碑碣云起”的东汉，孙仲隐不只厚葬（从墓道规模宏伟猜测）和镌刻埋幽墓志，当时地面上很可能还有其墓碑呢!

汉碑书法，分官书与私书两大派。官书出名入学者之手，如《孔宙》、《乙瑛》、《礼器》、《史晨》、《曹全》诸碑，及《熹平石经》等，在端正中各具风格。私书出胥吏或下层知识分子之手。有的书者，文化并不甚高，书录碑文，偶有错字，如《张迁碑》即是一例。此《孙仲隐墓志》中，“卒”作“*”、“葬” 作“*”，其点画亦有误。志中“病”字“丙”之有竖有钩，“午”字及“於”字之“人”有啄笔，已开正书之渐。这种情况在当时官书诸碑中是看不到的。但正因为书者并非名入学者，故受规矩束缚较少，结字若不经意而意态横生，颇有逸趣，可供今日习隶者之借鉴